公元849年，曾强势统治中西欧300余年的法兰克帝国，轰然间土崩瓦解。法兰克帝国有着开创欧洲封建制的辉煌，国土横跨如今的法国、德国、瑞士、奥地利、低地诸国和北意大利，在查理大帝时期达到了鼎盛，而查理大帝于800年12月25日，在罗马被加冕为「罗马人的皇帝」，成为欧洲至高的权力拥有者。然而，在其去世不久，其后人毫无悬念地卷入了权力之争，掀起了腥风血雨的内战，最终以《凡尔登条约》为标记，帝国三分。从此世间再无法兰克帝国。

远在东土的大唐，这年是宣宗大中三年。大唐帝国步入了其二百三十一岁。

这年秋日一天的傍晚，夕阳西下，愁云布起，秋风阵阵。58岁的许浑，满怀愁楚，登上了咸阳城楼。

咸阳，早在公元前350年，便成为秦国国都。嬴政一统后，更是集六国宫殿于一城，使其拥有了天下无二的恢宏雄伟。然而，楚霸王一把火，烧得咸阳大火三月不灭。大秦帝国一去不返，咸阳城衰废不堪。

对于咸阳的衰败，唐代诗人多有嗟叹。李白在其被称为词祖的《忆秦娥》一词就有如是的感慨：「乐游原上清秋节，咸阳古道音尘绝。音尘绝，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。」白居易在《梦微之》中也写道：「漳浦老身三度病，咸阳宿草八回秋」。

然而，同盛唐、中唐时期诗人的心境不同，登上咸阳城楼的许浑，不仅为眼前古城的一片萧条，满目凄凉而悲伤，更为大唐帝国的风雨飘摇而感凄寥。

许浑，字用晦，善诗，尤其工于写水。后人有「许浑千首湿（诗），杜甫一生愁」的评语。元代的西域人辛文房在其《唐才子传》许浑一篇如是说：

浑，字仲晦，润州丹阳人，圉师之后也。大和六年李珪榜进士，为当涂、太平二县令。少苦学劳心，有清羸之疾，至是以伏枕免。久之，起为润州司马。大中三年，拜监察御史，历虞部员外郎，睦、郢二州刺史。尝分司朱方，买田筑室，后抱病退居丁卯涧桥村舍，暇日缀录所作，因以名集。浑乐林泉，亦慷慨悲歌之士。登高怀古，已见壮心，故为格调豪丽，犹强弩初张，牙浅弦急，俱无留意耳。至今慕者极多，家家自谓得骊龙之照夜也。早岁尝游天台，仰看瀑布，旁眺赤城，辨方广于霏烟，蹑石桥于悬壁，登陟兼晨，穷览幽胜。朗诵孙绰古赋，傲然有思归之想，志存不朽，再三信宿，仿徨不能去。以王事不果，有负初心。

年近花甲的诗人，这年刚刚被委以监察御史的重任。然而帝国的没落，和人尽可预见的崩塌，已非任何人力可以逆转。这是时代变迁的洪流所使然。贞观之治，已成遥远的传说。开元盛世，也随烟云飘散。伫立在残破的咸阳城楼上，身为监察御史的诗人，懑闷淤塞，心重如铅，怀古伤今，幽思沛然。澎湃思绪，喷涌而出：

一上高城万里愁 蒹葭杨柳似汀洲
溪云初起日沉阁 山雨欲来风满楼
鸟下绿芜秦苑夕 蝉鸣黄叶汉宫秋
行人莫问当年事 故国东来渭水流

这是帝国的哀歌！但这不是一首迷惘的哀歌，而是一首清醒的哀歌。它道出了诗人对国势江河日下得叹惋，对山雨欲来、不可遏止的无奈。却也蕴含了对兴衰更替之必然的昭晰：每个帝国，都曾有过它的辉煌，然而其辉煌终将会像渭水一般流去。他告诉自己「莫问当年事」。既然一切都终将流逝，又何必纠结于其曾有过的辉煌？许浑的这种心境，在他的《洛阳道中》一诗中，表述得更为直接：「兴亡不可问，自古水东流」。这首哀歌层层迭进，将复杂深邃的情绪，交织成一幅触动心灵的挽图，可谓罕伦。正如清初黄周星对其的评賞：「如此凭吊，亦何可少」！

正如人生一般，一个帝国，一番王业，一场国势，也必会经历生老病死。人们尽可对病因、病情做出极具智慧的诊断刨析，却并不能阻止消亡的来临。日中则昃，月盈则食，天地盈虚，与时消息 – 这是亘古不易之理。宇宙间，唯有周而复返的运行，才会稳定持久。处于兴衰交替间的人生，悲哉？幸哉？

十年后，许浑离世。再历十五年，唐乾符二年，王仙芝、黄巢先后起义，最终敲响了大唐帝国的丧钟。天佑四年，朱温废唐哀帝而自立，改国号梁，标记了２９０年的大唐帝国的寿终正寝。距许浑作《咸阳城西楼晚眺》、法兰克帝国之亡，又恰是五十八载。此后的东土，则进入荒诞不堪的五代十国。对此，杨升庵的一段弹词，说得淋漓尽致：「个个轰轰烈烈，人人扰扰匆匆。荣华富贵转头空，恰似南柯一梦。」

山雨欲来风满楼！不论是法兰克帝国的辉煌，还是大唐帝国的繁盛，俱已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。而许浑的《咸阳城西楼晚眺》，则如金铃千百齐鸣。千年来，叹其异度高标，谁可忍释！